贞观十六年，魏征病重卧床，唐太宗李世民下令为他建造豪华大房屋，将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用于魏征的住宅。次年，魏征病势沉重，李世民多次亲自前往魏府探视，赐药并许下将公主嫁给魏征之子。
魏征的离世使李世民痛彻心扉，他哀悼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魏征为镜，可以知得失。如今魏征已逝，我失去了一面明镜。”为此，李世民罢朝五天以示哀悼，以一品官的礼节为魏征举行盛大的葬礼，亲自撰写碑文并刻于碑上。这份荣耀前所未有，似乎在诉说着一代君臣之间的深厚情谊。
就在魏征死后半年，太子谋反的阴影笼罩了朝廷。虽然魏征已去世，但作为太子李承乾的老师，他难免被怀疑有失教之责。更让李世民生气的是，魏征生前极力举荐的两位宰相之才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和侯君集纷纷陷入困境，杜正伦被免官，侯君集更是因参与谋反而被处决。
李世民的愤怒不止于此，他开始怀疑魏征在朝廷内有结党营私的嫌疑，怀疑他在自己耳边建言的目的是误导自己，甚至怀疑他与奸人串通害自己。当他得知魏征曾把自己的建议书稿交给历史记录官褚遂良观看后，更是气愤难平，解除了公主与魏征之子的婚约，并愤怒地推倒了自己亲手为魏征写的墓碑。
那么，这对在后人眼中是明君与贤臣的楷模的李世民和魏征，为何在魏征死后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呢？难道仅仅是上述事件的影响吗？实际上并非如此。
回顾他们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之间更像是一种政治上的合作而非深厚的友情。尽管魏征因为善于进谏而显得日益得势、受宠，但他们在本质上仅是政治上的君臣关系而已。
他们之间并非没有恩怨。实际上，他们曾是试图置对方于死地的政敌。玄武门政变后，是魏征的免死重用事件帮助李世民洗清身上的血迹和污名。同样，也是李世民成全了魏征的地位和声望，澄清了关于他侍奉多主的污名。他们互相利用、互相成全，但在彼此的争执和斗争中也不乏真诚的合作和默契。
即便是最亲密的伴侣间也会存在矛盾和分歧。魏征的进谏虽有其高明之处，但过于频繁也会让人产生反感。对于享受皇权的李世民来说，魏征的进谏限制了他的自由与享受。时间久了，即便是明智如李世民也会产生逆反心理。
李世民的愤怒并非完全出于对魏征的不满或失望，更多的是源于他们之间的政治合作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彼此间的矛盾与分歧。他在对魏征的容忍中寻找自己的皇权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试图维持自己的政治形象和个人口碑这使得他在面对矛盾时选择了愤怒与反抗。当他后来东征高丽失利时他后悔没有听取魏征的建议重新重视并赏识魏征及其家人这也成为他为自己挽回颜面、博取青名的一种手段也为他们之间的政敌君臣关系划上了一个句号。但不可否认的是李世民砸毁魏征墓碑的行为却透露了他真实的情感和个性展现出他对魏征真实的态度和要求这让人们重新审视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一种复杂的存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