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角度看，秦朝的独特法制体系中，“孝”作为一种道德的体现，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在秦始皇的时代，不孝被视为一桩大罪，甚至与生死存亡息息相关。这种极端的做法，实际上反映了秦朝对于社会控制的深层次需求。
在秦国的法制中，“孝”不仅被视为道德层面的要求，更是法律层面的约束。当子女被指控不孝时，面临的不仅是道德上的指责，更有可能是法律的严惩。这种将道德与法律紧密结合的做法，显示了秦朝对于社会秩序维护的强烈诉求。
这种诉求的背后，有其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原因。商鞅变法的核心目标是使秦国富强，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民众的有效管理和控制。通过强化“孝”的法制化，秦国得以更好地维护家庭稳定，进而确保社会的稳定。这种做法也带来了诸多争议和副作用。
在商鞅的变法之下，秦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大家族制被打破，小家庭成为主导。这种变化使得家庭在面对国家机器时，抵抗能力大大减弱。商鞅主张的“民愚则易治”、“国强民弱”等理念，使得许多家庭处于生活边缘，这无疑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父母的赡养能力，导致家庭的迅速崩溃。
汉初的政论家贾谊和贾山对此都有深刻的描绘和警示。他们指出，秦国无养老之义的弊政，是其忽视家庭养老义务的结果。将孝道写入秦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应对部分问题，但明显并非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孝”作为一种道德，在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秦朝通过法制强制推行孝道，虽有其特殊的政治和经济考量，但并非长久之计。在追求国家富强的如何平衡道德、法律与民众生活之间关系的问题，依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毕竟，任何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离不开道德、法律与民众的和谐共生。事实上，试图通过法令手段来抑制秦人的“尽孝”，以维护社会安宁，这种做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尽管秦法严厉，但秦人“不孝”的风气在汉初依然盛行。贾谊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描绘，指出当时的社会风气尚未改变，人们抛弃了礼义，丧失了廉耻，甚至到了极端，会出现杀害父兄的行为。这种风气的延续和恶化，让汉代的政治家们深感忧虑。
在汉代政论家的眼中，秦王的“以法制孝”策略无疑是失败的，甚至成为了一个笑话和教训。尽管他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们并没有停留在对秦法的批评和指责上。相反，他们开始探索新的道路，试图通过道德教化和社会改革来扭转这种不良风气。他们认为，单纯地依靠法制并不能解决道德层面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重塑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
他们倡导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强调孝道和礼仪的重要性。他们希望通过教育和道德引导，使人们重新认识孝道的重要性，从而自觉地履行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他们也提倡社会改革，打破旧的观念和制度束缚，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这些努力最终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使得汉代社会风气逐渐转变，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充满活力和正能量的时代。这种深入人心的改革远比单纯依赖法制来得更为有效和长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