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高考”之路
时光回溯至1902年，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首次高考的涟漪悄然泛起。当时，京师大学堂为了招贤纳士，向全国各省发出通知，筹备招生考试。这场考试不仅是一次知识的比拼，更是时代变革的见证。
初试在各省进行，择优录取的学子再被送往北京，参与京师大学堂的复试。此时的考试制度已经摒弃了旧有的科举制度，全面向西方的教育模式靠拢，采用百分制评定成绩，以60分为及格线。值得铭记的是，中国以60分作为及格分数的标准，正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这样的高考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调整。1938年，教育部设立了全国统一招生委员会，负责全国范围内的统一高考。这一制度在战争时期面临巨大挑战，因为战争使得寻找安全的考场变得异常困难。南京、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被日军占领，而其他招生区域如武昌、长沙等又面临日军的狂轰滥炸。考生们千里迢迢赴考，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全国统一高考在1941年暂时中止。
在1912年至1937年间，民国高校招生采用的是各校自主招生的模式，命题也是由各校自行负责。这种模式下，高校拥有充分的自主招生权。例如，许多大学都开设了预科班，学生在预科班的表现将直接影响他们是否能在本校免试升学。
除了自主招生，教育部还尝试过联合招生和委托招生等制度。在这些制度下，教育部会划分考区，进行统一的高考，然后由一所大学牵头，联合其他大学进行招生。例如，西南联大就曾作为牵头学校，组织各大学进行联合招生。
民国时期的高考作文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1929年，北京大学的国文考试仅有一道作文题。那时的作文题目富有，如清季曾、李诸人提倡西学对社会的影响甚微的原因，或是阐述清儒治学方法与前代的异同。而在1932年，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则是将古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翻译成白话散文。
回首那个特殊的时代，高考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竞赛，更是时代背景的体现。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高考的形式和内容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调整。如今我们回望历史，不禁对那些年代的考生们心生敬意。他们面对的不只是试卷，更是生活的重压与时代的风云变幻。在1932年的清华国文考试中，一道独特的题目让人耳目一新。考生们需为“孙行者”这一耳熟能详的神话人物对出下联。这一看似简单的题目实则暗藏玄机，考验着考生对国文功底的深厚程度。三位考生成功应对，其中，“胡适之”作为当时北大名教授（后成为北大校长）的名字巧妙对应，体现了其国学造诣之深。而另一位考生以祖冲之作为对句，更是展现了对古代文化人物的深刻理解。这一题目的背后，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巧妙设计，他希望通过这种传统楹联的形式来检验考生的古文基础和国学修养。
时光流转至一九四六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招生，作文题目《学校与社会》简洁明了，引得了众多考生的挥毫泼墨。在这一时期，一些文学青年虽在文学方面游刃有余，却在数学面前束手无策。但民国时期的一些青年才俊的高考经历告诉我们，即便在数学面前跌倒，只要在其他领域展现出色，仍有机会被心仪的学府录取。
北京大学在这一时期秉持着一种“破格录取”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在胡适担任文学院长期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罗家伦作为一位偏科生，虽数学考了零分，但因国文表现出色而被胡适力主录取，并最终成为“五四运动”的得力干将及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张充和与钱钟书的录取经历也充分展示了北京大学的开放与包容。张充和虽数学为零分，但因才华出众而得到胡适的支持，最终被录取为北大女性学子之一。钱钟书虽数学成绩不佳，但其在文学领域的天赋被清华大学所认可，得以脱颖而出。
不仅北大有此传统，清华大学也在罗家伦的引领下展现出破格录取大师级人物的胸怀。吴晗与臧克家的录取经历便是明证。吴晗在历史领域展现出卓越才华，虽数学零分仍被清华录取，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臧克家则以独特的三句话作文赢得闻一多的赏识，被青岛大学文学院破格录取。这一传统不仅在当时备受推崇，更在现代被人们广为传颂。
这些录取佳话不仅展现了学府对人才的渴求与包容，更激发了无数青年才俊的斗志与激情。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只要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努力发光发热，便有机会被看到，被认可。这些故事激励着现代的学生们，在面临困境时坚定信念，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