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战争以来，清朝陷入了深重的内忧外患之中。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国力日渐衰弱。在这一动荡时期，中央政治体制经历了诸多波折，一系列错误决策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形成了恶性循环。
由于第二次战争的失败，咸丰帝被迫逃离京城。在继承人问题上，他留下了重大隐患。他设想的政治体制原本意在互相牵制，却因排除六弟奕参与朝政而埋下政局不稳定的种子。
咸丰帝去世后，肃顺等赞襄大臣意识到西宫那拉氏潜在的政治威胁，采取了“抑西扬东”的策略。这一举措迫使西宫太后联合东宫太后及在京的奕，共同除掉了肃顺等大臣。初年，奕以议政王身份主持朝政，实则把握大权。这种帝、相、后并存的政体格局虽暂时稳定，但长远看却为清廷最高层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
慈禧与奕间虽有默契，但权力矛盾始终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慈禧逐步收回相权，独揽朝政。她以用人不力为由将奕逐出军机处，内政外交更加腐败。
光绪帝大婚后，虽成为外国人眼中的“国家元首”，但实际权力仍掌握在慈禧手中。这导致后党与帝党之间的矛盾重重。慈禧欲废除光绪帝并根除维新派，引发了连串的权力斗争。慈禧自身西逃西安，留下京师浩劫、国家蒙羞的结局。
慈禧临死前留下的政治格局与咸丰帝死前的格局相似。载沣摄政后，试图加强中央集权，却引发了满汉统治阶层矛盾的激化。汉族地主官僚出现离心倾向，满汉合作出现重大裂痕。在这一背景下，汉族官僚为自身利益开始推波助澜。载沣集团的腐败也加剧了这一局势的恶化。
回首咸丰帝为求皇权平衡所设计的政治体制，虽求互相牵制，但最终仍落入一人专制的格局。看似权力稳固的慈禧太后实则使内政外交更加腐败。与皇权体制相呼应的是中央集权问题。清朝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误，使得满族亲贵在把控中央集权时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袁世凯竟成为了一时的最大赢家。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父亲载沣时，认为他们犯的是战略错误，而未能除掉袁世凯是最根本的失败。
在这一历史长河中，清朝政治体制的波动与权力斗争如影随形，最终导致了一个庞大的帝国逐渐走向衰败和灭亡。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权力平衡与制约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