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长时间未上朝，但他并没有放松对政事的关注和处理。与现代企业相似，即便没有每日开会，也并不代表领导不参与管理或者员工无需工作。在古代政治体系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三品大员负责制定和执行决策。而在某些时期，权力逐渐集中，相权得到加强。
到了明朝初期，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中书省被废除，直接对皇帝负责。后来，内阁的权力在六部之上得到了加强，司礼监也协助皇帝处理政务。这些政治制度的变革，都表明决策权始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无论是十人还是三五人。朝会则更多地演变成了一种形式，成为中低级别官员展示口才的场所。虽然万历皇帝朱翊钧有时被视为异类，但他也有自己的坚持和性格，不愿被老学究们束缚。
在古代政治体制中，权臣的出现往往与相权的集中有关。宋朝时期开始限制相权，避免权力过于集中。而明朝则更进一步，将相权分散，决策权最终归于皇帝。内阁虽在决策中有一定地位，但其权势与古代权相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皇帝还设立了司礼监，这是内廷的秘书机构，能够协助皇帝在决策中制衡各方势力。
在外廷方面，明朝加强了监察制度，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的设立，都是为了保护皇帝权力不受侵犯。都察院不仅负责监察巡视天下，还培养了一批未来的总督和巡抚。而六科给事中虽然地位不高，但权力极大，甚至拥有封驳圣旨的权力。这样的监察体系确保了皇帝对帝国的控制。
明朝后期名臣匮乏，许多朝臣能力不足，只能传递皇帝的旨意，无法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操作。朝廷财政困难，极度依赖内帑。这一切都与张居正改革被破坏后的情况有关。自张居正去世后，朝廷财政状况每况愈下，三大征的发起更是耗空了国库，导致朝廷不得不依赖皇帝的内帑来维持运转。
明朝的政治制度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从张居正改革的失败可以看出，一个强大的领导者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即使有再伟大的领导者，也需要有能干的臣子和健全的制度来共同治理国家。掌握财权，便掌握了天下的命脉。满朝文武的生计，皆依赖于万历皇帝的钱袋子。一旦有人试图架空皇帝，无异于自断其根，饭碗难保。到了万历十七年以后，面对财政的日益亏空，即便是昔日那无知少年，恐怕也会为曾经的决策深感悔恨。他对于朝廷中的那些平庸之臣深感无奈，那些天天只会嚼舌根的满朝蠢材让他烦恼不堪。面对这一切的困境，他选择了躲避。躲入后宫的他并没有放弃对朝廷财政危机的应对，而是转而派出矿监前往各地收取矿税以充盈国库，缓解财政危机。这样的决策自然会招来那些文官的聒噪和怨言，而他选择置身事外，不理会那些聒噪声。他深知与其听那些抱怨声不如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朱翊钧并不是昏庸无能的皇帝。他虽然经常不上朝，但他对于政务的处理从未懈怠过。在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上，他一直在寻找办法。他明白重开矿税是最直接的办法，虽然会招来一些人的反对和怨言，但他仍然坚定地执行这一决策。因为朝堂之上没有出现有能力的权臣来架空皇帝，他得以在幕后默默努力，为朝廷的稳定和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的决策和行动都在证明他不是昏庸的君主，而是一个在困境中寻求解决之道的有志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