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TVB女星陈嘉仪在人生舞台上经历了一次最为艰难的选择。2019年，她的丈夫面临人生末端的抉择：生命已然遭受严峻的挑战，面临着生与死的挣扎。糖尿病引发多器官衰竭，生命的火焰已经岌岌可危。医生提出的插管抢救，或许能够延续生命的短暂时光，然而却改变不了最终的结局。面对这样的选择，陈嘉仪最终选择尊重生命的尊严，签署了放弃抢救同意书，希望丈夫能够体面地离去。这一决定却换来了儿子的质问：“为什么能救却不救爸爸？”母子关系因此破裂，至今仍未修复。
这并不是孤例，类似的情境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上演。琼瑶为丈夫平鑫涛拒绝插管的公开信，以及无数普通家庭在ICU门前的挣扎，都是现代医学与传统伦理冲突的体现。每一次关于放弃抢救的决定都像一把刀割裂着人们内心的挣扎与矛盾。人们不禁要思考：当生命已经无法挽回时，我们是否应该坚持延续心跳，还是尊重生命的尊严离去？
医学上的“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并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医生基于疾病的性质、预期生存期和生活质量进行综合判断。对于那些处于生命终末阶段的患者，如晚期癌症、终末期器官衰竭或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经过多名高级职称医生的评估，预期生存期不超过六个月，且出现临终征兆，心肺复苏、气管插管等抢救措施已经无法改变死亡的结局。这种治疗在医学界被称为“无效治疗”，它既不能延长有质量的生命，又增加了患者的痛苦，违背了其自主意愿。
尽管医学已经有了这样的共识，但在家庭决策中，仍然常常陷入困境。陈嘉仪的遭遇揭示了一个深层的矛盾：配偶作为最亲密的伴侣，往往最了解病人的真实意愿，而子女则出于孝道情感，倾向于将全力抢救等同于尽孝。许多家属明知治疗无效，仍坚持送ICU，只为“不留遗憾”，实则是为了自我情感寻求安慰。
更复杂的问题是社会长期存在的“善意的隐瞒”。家属与医生联手向病人隐瞒病情，剥夺了患者的重要权利：知情和选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些地方开始实施医疗法规，承认“生前预嘱”的法律效力。只要患者在清醒时签署书面文件，明确拒绝某些医疗措施，并经公证或见证，医疗机构就应予以尊重。
但这样的制度突破仍然局限于局部地区。全国多数地区尚未立法，执行依赖于医院伦理判断与家属协商。一些医生即使理解预嘱的意义，也会因为担心纠纷而选择保守处理。公众对此的认知依然薄弱，许多人直到临终前都未与家人讨论过如何离开。相比之下，香港已有成熟的预先医疗指示指引，而澳门仍在立法酝酿中。
陈嘉仪如今独居珠海，她的心中依然被儿子的那句质问所萦绕。她坚称自己并非冷漠，只是不愿看到爱人在痛苦中挣扎。她已经决定，自己未来离世时也将拒绝无效抢救。她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既照见了她个人的选择勇气，也反映出社会观念的滞后。
尊严死亡并非放弃生命，而是在生命的终点拒绝以痛苦换取时间。这需要的不只是法律保障，更是一场关于死亡认知的集体觉醒。当每个家庭都能在亲人清醒时坦然对话关于离世的愿望时，当社会不再将抢救成功视为唯一的孝道标准时，我们才能真正学会尊重生命从出生到谢幕的每一个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