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文学史上，僧道形象逐渐转为负面，特别是在元明清三朝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如杂剧、小说等，都出现了犯色戒的僧尼形象。这一问题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及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密切相关。
僧人形象的转变，从佛教初传入中国时开始。当时，佛教组织沿袭印度僧团制度，自成体系，但这很快引发了世俗统治者的不满，从而导致灭佛事件。自东晋开始，世俗统治者与僧团之间的主导权之争持续不断。最终，在开元年间，世俗价值观对宗教的改造取得了胜利。宗教人士成为“另籍之民”，不仅要接受王法的管理，还要被王朝价值观改造。
对于僧道的身份管理，有一项重要的制度叫做“度牒”，也就是身份证明文书。历史上一直都有这项制度。在某些历史时期，由于法律上的规定和对宗教的推崇，导致部分僧人不守戒律。例如，明朝时期，寺庙及僧人被行政划分为禅、讲、教三类，其中教僧因与世俗社会接触较多，法事收入也不低，自然吸引了很多人加入，其中一些不良之辈就败坏了僧人的名声。这种恰恰是官方所乐于看见的。
至于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其组织系统严密，但一旦其组织接近行政或军事组织，就可能遭到打压。道教因“淫祀”即祭拜官方未认可的神灵而遭到官方的敌视。在中国历史上，宗教往往因被视为具有犯上作乱的嫌疑而受到打压。“妖道”一词最早来源于葛洪的《抱朴子》。
僧道形象的转变与多种因素有关。在古代社会背景下，统治者对宗教的管理和态度、宗教自身的组织特点以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等都影响了僧道形象的形成和演变。在理解和评价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僧道形象时，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在历史的洪流中，葛洪所处的时代，正是道教经历重大转折的时期。五斗米道和天师道当时受到打压，而葛洪这位原本浸透儒家思想的学者，却以锐利的眼光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他在《抱朴子》中深入剖析了道教中一些被称之为“妖”的行为。
他所提及的诸多事例，如第五公斩除淫祀鬼神的道士、宋庐江限制山祭、文翁捣毁江水神庙以及魏武禁绝的“五斗米道”，都揭示了早期道教中的某些极端行为对社会和政治秩序产生的冲击。这些行为，与巫家信仰紧密相连，倡导淫祀鬼神，引发了葛洪的深刻反思。
自唐朝以后，皇权对道术的推崇愈发显著。一方面是因为道士宣称掌握长生之术，另一方面则是他们施展的种种法术显得颇为神异。明朝时期，皇帝对道术的宠爱更是达到了顶峰，但也因此引发了不少争议和批评。有的皇帝数十年不上朝，更有甚者采用“红铅”等物炼丹，这些荒诞的行为使得“妖道”的帽子再也摘不掉。
而在地方层面，为了与皇权博弈、维护地方利益，地方行政机关及普通民众常常将不能解释的神异之事，以及诈骗等罪名归咎于道士。实际上，道士中也确实存在行骗行为。明朝的《杜骗新书》就详细记录了僧道行骗的种种手段。而在中华帝国晚期的世情小说中，僧道往往结伴出现，仿佛共同承载着一种命运的沉重。
种种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使得“淫僧妖道”的形象在中国人的心中深深扎根。即便时至今日，这一形象依然不时被现实所印证。但我们也应看到，无论是僧是道，都有其正面和负面的存在，应该理性看待，避免一概而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