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北族群中的一支党项羌，经历了两次内迁后，逐渐聚集在甘肃东部和陕西北部一带，以分散的部落形式存在。以下是关于这一民族详尽的介绍。
在陕西省出土的党项首领拓跋守寂的墓志上，记载了他被誉为“世雄西平”的荣耀。西平郡是隋大业初改鄯州所置。据《隋书吐谷浑传》记载，开皇八年，吐谷浑的名王拓拔木弥率领千余家归化。这位吐谷浑名王应即指墓志中的拓跋木弥。
一、降隋后的册封
据墓志记载，拓跋木弥降隋后，被授予大将军号。这表明唐朝对边地蕃族首领册授王号的行为，沿袭了隋朝旧制。在唐朝初期，党项部落仍然被安置在西平郡，并未迁出。直到仪凤年间，拓拔守寂的高祖拓拔立伽才率部落内附。到拓拔守寂的曾祖拓拔罗胄时，他被唐朝授予“右监门卫将军押十八州部落使”的职位，承袭了拓拔立伽的部落首领之职。但并未承袭大将军号，只获得了右监门卫将军号。此后，拓拔守寂的祖先们陆续被授予不同官职和爵位，可见党项部落的地位在逐渐提升。
二、平定叛乱
朔方之乱指的是开元九年爆发的六胡州之乱，持续时间到开元十年左右。此时对拓拔部落首领官爵的提升，与朔方之地的形势有关。据《慕容曦光墓志》，慕容曦光在开元二年三月被封为五原郡开国公，而拓拔思泰受封可能也在同时。在开元后期，军功晋升的地位逐渐加重，部落承袭之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拓拔兴宗虽非嗣子，却因军功而升至超越嗣子地位。拓拔思泰的官爵得到了拓拔守寂的承袭，其子也承袭了西平郡开国公的爵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开元年间，节度使制度下，吐谷浑和党项部落使都充任了节度副使。这表明在节度使衙中，这些部落首领扮演着重要角色。史料记载中提及段志玄击吐谷浑的具体年月并不一致，可能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唐与吐谷浑之间的冲突频繁发生。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段志玄率领的军队中包含了党项部落的士兵，这进一步证明了党项部落与唐朝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合作。
党项羌作为古代西北族群的重要一支，在与唐朝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其首领在降隋后获得了册封和官职的提升，显示了党项部落与中原王朝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合作。在开元年间，随着边地形势的变化，军功晋升的地位逐渐加重，部落承袭之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党项部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贡献。隋末乱世，青海故地再次易主，党项部落的归属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唐朝初年，制度上多沿袭隋朝。据《拓拔驮布墓志》记载，拓拔吴伽在贞观七年选择归附唐朝，这一时期正值段志玄击吐谷浑之际。显然，唐朝在对吐谷浑的斗争中，分化吐谷浑势力一直是其坚持的重要原则。归附后的拓拔吴伽被唐朝册封为西平郡王、西平州刺史，这充分体现了唐朝对党项部落的重视。
隋炀帝大业三年，鄯州被改为西平郡，到了唐武德二年，又改回了鄯州。党项部落的强大是唐朝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派大军讨伐吐谷浑之前，笼络党项部落以分化吐谷浑势力，成了唐廷的核心策略。这与党项部落的实力强大有着密切关系。如同吐谷浑的名王弥府君一样，党项部落也有着显赫的历史和实力。拓拔吴伽的祖先曾是浑部杂居的蒿头川王，其部族“种落蕃殖，控弦十万”，并长期向中原王朝纳贡，显示出其独立性和强大的实力。在隋朝时期，党项部落与吐谷浑部落杂居青海之地。由于隋朝的策略是分化吐谷浑在青海的势力，因此党项部落与吐谷浑各自向隋朝纳贡。然而到了隋末之时，局势动荡，吐蕃趁机东进青海之地。在这一时期，由于隋朝在青海的势力衰弱，吐谷浑重新取得了青海之地的统治权。与此党项部落在与吐蕃的争斗中可能遭受重创。因此拓拔兀思依附了吐谷浑，并被任命为浑项王。其部族召集逃亡者并发展强大。到了拓拔驮布祖吴伽的时代，他们的军力更加强大在与吐蕃的争战中取得显著成果。吐谷浑主伏允在隋朝战败后投奔党项部落体现了党项的强势地位而隋朝没有对党项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也说明了党项在当时的力量不容忽视。吴伽归附唐朝后被册封为西平郡王这标志着唐朝继续沿用了隋朝扶持党项的策略并且在吐谷浑强大之后努力争取党项部落的臣服以对抗吐谷浑势力。对此可以看出在对抗吐谷浑的过程中党项拓跋氏势力是唐朝极力争取的。在唐朝最终用武力平定吐谷浑后党项部落制衡吐谷浑的重要性随之降低因此吴伽之后的西平郡王的封号并未得到承袭。取而代之的是吐谷浑王慕容顺被封为西平郡王这体现了唐朝与吐谷浑之间的臣属关系。而可汗称号则更多体现了吐谷浑在青海之地作为各族部落首领的地位。在唐朝册封慕容顺为可汗之前这一称号已经为吐谷浑主所拥有体现了其在青海地区的影响力和地位。旧史书记载吐谷浑国人立可汗与称臣内附并存这说明可汗号也曾得到隋朝的认可。唐廷沿袭旧制授以此号进一步巩固了与吐谷浑的关系。总的来说唐朝通过册封和策略性的分化策略成功地维持了对青海地区的控制并平衡了当地各部落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