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制度源远流长，自唐高祖武德五年起，科举状元孙伏伽的产生标志着这一制度的正式确立。自此，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进士在这一舞台上展示才华，而能够独占鳌头的状元郎则是屈指可数。
在中国盘古社会，科举制度被视为一种直接的功利手段，让读书人有机会通过考试进入官场。从孔夫子时代起，“学而优则仕”成为知识分子永恒的追求。读书人在寒窗苦读数十年，渴望能够金榜题名，以文入仕，跃居官场，光宗耀祖。状元录取不仅是读书人终身的追求，也在人民心中拥有“天上一轮才捧出，尘世万姓仰头瞅”的殊荣。一旦在殿试中拔得头筹，便有机会进入官场，踏上充满变数的仕途。许多人通过这一途径登上了显赫的高位。
成为状元绝非易事。多数读书人需要经过乡试、省试，最终到殿试的激烈竞争。宋代大文豪苏洵曾感叹“莫道录取易，老汉如登天”。特别是到了清代，许多人考到白发苍苍依然是个“童生”。四五十岁中进士并不罕见，“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豪杰尽白头”，便是这一文化局面的生动写照。
唐代进士科考试主要包括三场：贴经、诗赋和策。贴经主要考察考生的背诵功力和经籍的熟悉程度；诗赋则是极为关键的一场，要求考生作诗一首、赋一首；策则是对考生治国方略的考察。这三场考试都实行淘汰制，只要一场考不好，状元梦就会破灭。宋仁宗以后，科考进行了改革，按策、赋、贴经、墨义的顺序进行四场考试，综合评定后再决定名次。考生经过层层选拔，最终由皇上决定谁是“第一甲第一名”。能够成为状元的人大多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拥有卓越的才华和天赋。
例如，明代状元杨慎，他自幼聪明过人，十一岁就能写诗，十二岁就能拟作《古疆场文》、《过秦论》，十三岁时诗名满京华，被诗坛领袖李东阳收为门下高徒。他在二十四岁时中状元，成为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郎。这些状元们在政界的升迁成为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追求。他们的成功之路充满了艰辛与不易，但也充满了荣誉与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