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鼎昌：金融界风云人物的仕途之路
吴鼎昌，原名达诠，字前溪，于光绪十年（1884年）出生于四川绥定（今成都），原籍浙江吴兴县。他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历经北洋到，涉足金融界与政界。
吴鼎昌出身于世代官僚家庭，自幼受封建传统熏陶，一心追求功名。他曾在成都尊经书院学习，并考取华阳县秀才。1903年，他获得官费留学日本的机会，先后在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深造。在日本期间，吴鼎昌显示了其矢志仕官的决心。
辛亥革命爆发后，吴鼎昌眼见清王朝土崩瓦解，经济领域发生巨变，临时开始清理清的银行等财政部门。他见势不妙，从江西逃到上海。因其留学日本期间曾参加同盟会，与临时有所渊源，后加入了共和党。此后，他参与了接收上海大清银行的事务，并参与了中国银行的筹备工作，不久被任命为改组后的中国银行总理。
随着历史的演进，袁世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到来。吴鼎昌与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熟识，后被举荐担任财政次长。袁世凯对吴鼎昌的评价并不高，只是派其担任天津造币厂厂长。此后，吴鼎昌追随黎元洪，于1926年6月被任命为中国银行总裁。
当吴鼎昌在金融界崭露头角后，他的目光转向了政界。办报纸成为他跻身政界、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他与留日同学胡政之、张季鸾共同接办了《大公报》，并以此为跳板，进一步迈向政界。他们以5万元投资盘购旧大公报馆，重组新记公司大公报。
新记《大公报》在吴鼎昌等人的运作下，迅速摆脱昔日困境，焕发出新的生机。在报纸内容上，吴鼎昌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分析能力，体现了《大公报》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大公”宗旨。他也敏锐地捕捉到革命阵营中的分裂迹象，利用《大公报》这个政治武器，积极发表观点，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吴鼎昌的一生充满了波折与机遇。他的仕途之路既体现了他对权力的追求，也展现了他对金融和政治的深刻理解与敏锐洞察。他的故事不仅是一段个人奋斗的历程，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吴鼎昌，一位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连续发表多篇评论，其语言尖锐，意图挑拨国际关系，制造全国思想的混乱。他看到了北伐军中有赤俄的扶助、青年的宣传以及国际势力的竞争，而这些都被他用来为反赤化运动加油添火。不久后，吴鼎昌清晰地察觉到蒋介石有叛变革命的迹象，于是在《大公报》上发表社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呼吁蒋介石早日表明态度。
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将革命人民作为攻击目标时，吴鼎昌欣喜若狂。他积极肯定蒋介石的选择，并大力赞扬上海大资产阶级的拥蒋立场。在新军混战中，吴鼎昌利用《大公报》这个阵地，以微妙的批评和赞美相结合的方式，竭力支持蒋介石。他对北平的阎锡山也保持警惕，直到后者失败后才公开批评。
在1930年到1934年期间，吴鼎昌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反革命的文章，宣扬其反动思想。他还曾在《国闻周报》上发表文章，鼓吹建立所谓的“好”，拥护“好领袖”，全力支持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当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吴鼎昌控制的《大公报》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成为蒋家王朝的重要声音。
无论是“西安事变”、抗日战争还是内战时期，“大公报”始终是蒋介石的重要支持者。吴鼎昌操控的报纸不仅帮蒋介石稳定内部，还在关键时刻为他争取国际支持。尽管有时对内部的一些阴暗面进行披露和批驳，但这仅仅是表面功夫。当关键事件发生时，如“皖南事变”，他们往往被宣传机构误导，发表对八路军和的攻击言论。
吴鼎昌操纵的《大公报》无疑对蒋介石有着巨大的帮助，这也使得蒋介石对吴鼎昌等人另眼相看。虽然该报对蒋介石有过一定程度的揭露，但关键时候，它总是以微妙的方式帮助蒋介石，成为他的传声筒。正是依靠《大公报》的影响力，吴鼎昌在权力体系中扶摇直上。最终，他在宦海中浮沉，遗恨香港。
在蒋介石组建“国防设计委员会”时，吴鼎昌因其重要地位和影响被金融界人士推荐加入。他的同伙张季鸾也曾在蒋介石面前极力夸赞吴鼎昌。可以说，吴鼎昌及其操控的《大公报》在民国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蒋介石政权的重要支持者。在炎炎夏日中，蒋与吴于庐山之巅相会，畅谈一周之久，蒋对吴的才能深表赞赏。自此，吴正式踏入了蒋介石政权的内圈。
1945年，吴鼎昌被调任重庆国民，担任文官长一职，成为蒋的得力幕僚。在当年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更是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地位显赫。
同年8月，随着日本的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尽管国内形势趋向和平，蒋介石却仍坚持内战与独裁的政策。中国的力量在战争中得以极大的发展，其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如日中天，成为决定国家未来的关键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吴鼎昌向蒋献策，提议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家大事。
尽管吴预测毛泽东可能不会赴约，但这个计策仍被蒋采纳。如果毛泽东不来，可借此宣传无意和平；若来了，蒋则可利用谈判之机抢先受降，为内战做准备。蒋令吴起草了一份重要电报，邀请延安方面共商和平。吴将此电稿交给《大公报》，希望能在《大公晚报》上独家发布这一新闻。由于重要文电通常由陈布雷经手，这次却由吴亲自操作，结果这条独家新闻未能如愿发布，而是由中央通讯社统一发布。
在随后的日子里，毛泽东以超凡的气度赴重庆参与和谈。由于方面缺乏诚意且准备不足，一切方案均由提出，使得陷入被动。尽管双方意见分歧巨大，但在10月10日仍签署了《与代表会谈纪要》，即著名的“双十协定”。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吴鼎昌的仕途之路愈加显赫。他兼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并在1948年“国民大会”上见证了蒋成为总统的历史时刻。他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但此时他已预见到国民的气数已尽。他想摆脱当前的困境，但又犹豫不决。他曾对人感叹自己“无法抽身”。
年底时，吴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辞去董事长一职，决心断绝与该报的一切联系。在一次汇报中，他听闻蒋关于机关预做疏散准备的讲话后立刻向各院部传达此意。不料这却被蒋误解为他打乱了自己的步骤、影响了民心。
这时，吴意识到蒋欲弃他而去，于是立刻提出辞呈并离开南京前往香港。他对香港版《大公报》的转变表示赞同。据李纯青所述，吴曾在浅水湾偶遇费彝民和李侠文时表示支持香港《大公报》的做法。他的好友周作民和周治春已返回大陆，他也曾有意回归大陆。然而命运弄人，第二年即病逝在香港。这段历史历程可谓充满了曲折与波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