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1861年，帝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行宫，这一事件引发了朝廷内部深刻的权力斗争。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与两宫太后之间，围绕新生的皇位继承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角逐。叶赫那拉氏作为背后的策略家，鼓励咸丰帝的皇后（即后来的慈禧太后）与这些大臣争夺权力。御史董元醇的上奏，请求太后垂帘听政，成为这场斗争的。面对这样的局势，八位顾命大臣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这位年轻的皇帝是清朝的第九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的第七位皇帝咸丰。在年仅30岁的咸丰去世之后，他留下的年幼继承人成为权力斗争的关键。由于皇帝的年幼，八大顾命大臣被赋予辅佐幼主的重任。这场权力斗争的背后隐藏着更深的阴谋和较量。
为了确保这八大顾命大臣能够真正为幼主服务，咸丰帝采取了多项措施。他写下圣谕，赋予这些大臣决断朝政的权力。权力往往伴随着风险和挑战。为了牵制这些大臣，咸丰帝采取了权力平衡的策略，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和皇子特殊的印章，以确保权力的制衡。这种策略也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纷争和矛盾。
随着咸丰帝的去世，清朝内部形成了三大势力。以肃顺为首的托孤派、以两宫太后为首的后宫党以及以恭亲王奕为首的近支亲王派，这在朝廷内部展开了激烈的较量。托孤派虽然受到先皇的信任，但在地利和人和方面存在劣势。后宫党以孤儿寡母的形象出现，利用感情牌获取同情和支持。亲王派在京城中枢拥有优势，恭亲王奕在外交方面的成就也为他们增色不少。这在朝廷内部的斗争此起彼伏，最终导致了清朝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各方势力都在试图掌握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托孤派虽然在天时上有优势，但在地利和人和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后宫党则擅长利用感情牌获取同情和支持，并在情报收集方面拥有优势。亲王派则集中在京城中枢，拥有一定的优势。这场斗争不仅关乎个人的荣辱得失，更关乎整个清朝的命运和前途。最终，这场斗争导致了清朝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也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各方势力的策略、手段和目的都各不相同。他们都意识到只有掌握权力才能实现自己的野心和目标。在这场斗争中，既有策略家的智慧也有权谋家的狡诈。这场斗争虽然看似是一场权力的较量但实际上也是一场关于未来和命运的较量。最终谁能够在这场斗争中胜出将决定清朝未来的走向和命运。在历史的长河中，咸丰帝的选择与决策，犹如一颗波澜壮阔的巨浪，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海洋中掀起层层涟漪。面对皇位的争夺和权力的更迭，咸丰帝在托孤之时并未邀请奕，引发了这位皇子内心的诸多不满。而当咸丰驾崩的消息传来，拥护奕的大臣迅速团结在他周围，形成了与宫廷势力相抗衡的一股力量。
这场权力斗争的格局并未持续太久。原本的逐渐演变成了两大派别的斗争：亲王派与垂帘派。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选择了联手对抗八大顾命大臣。真正的转折点，来自御史董元醇的奏折，这份奏折请求慈安太后主持朝政。这一举动，显然是亲王派与后宫派联手策划的阴谋。八大顾命大臣因沉浸在悲痛之中而未觉查此事的险恶用心，而慈禧太后则以其独特的手段赢得了民心。
紧接着，恭亲王奕前往热河吊唁咸丰帝，这一行动是他多次申请的结果。他的表现赢得了人们的同情与尊敬。当奕拜见两宫太后时，托孤派并未设下阻碍。两大势力的意见交流，确定了行动方针。
同年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梓宫回京，政变随之爆发。帝、后及端华、载垣先行回京，肃顺则负责护送梓宫在后慢行。这一安排显然有意为之，目的是为了先行处置端华、载垣。而计划正如预期的那样进行。
慈禧向众大臣控诉八大臣欺负孤儿寡母，贾桢和周祖培等人则呈上了早已准备好的废除八大顾命大臣的奏折。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胜保上奏直接否定咸丰遗诏的合法性。杜翰代笔的事情被用来栽赃陷害八大臣，将他们纷纷下狱。权力的斗争往往残酷无情，慈禧正是在踏在那些忠诚的大臣的尸体上攀升。
那么，咸丰帝的八大顾命大臣为何斗不过一个慈禧呢？这归根结底是咸丰帝遗留的问题。咸丰帝在临终前安排了八大顾命大臣负责朝政，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小心眼的人。他怀疑这些大臣会篡夺权力，于是在八大顾命大臣辅政之外，又特别规定所有命令必须经过两宫太后的确认才能生效。这一决策看似是将权力交给了八大顾命大臣，但实际上却将决策权交给了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满清虽为少数民族政权，但经过康雍乾三朝的汉化，其制度已与中原无异。在权力继承上，慈安太后拥有法理上的优势。慈安并不擅长政治，最终权力落到了慈禧手中。从一开始，慈禧就拥有与八大顾命大臣不对等的权力。她日后发动政变，打了八大顾命大臣一个措手不及。这些大臣在咸丰死后以为自己可以掌控大局，却未能料到慈禧的精明与果断。最终，慈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赢得了这场权力争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