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蜀后主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当时，诸葛亮出兵祁山，与魏军对峙在五丈原。不幸的是，他却在军中病倒。据史书记载，《裴注志》中的诸葛亮传记描绘了一幅令人心痛的画面：病重之时，诸葛亮的饭量骤减，每天仅食三升米。当魏军统帅得知这个消息后，他果断地断言：“其将死也。”
那个时代的一升米，按照吴承洛的《度量衡史》换算，大约相当于今天的0.2023公升。那么，诸葛亮每天所摄入的大米，仅相当于现在的约一斤。这个饭量，在现代人看来已经不算小了，但在那个历史背景下，司马懿的断言似乎也有其道理。
《魏书》中却记载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敦煌人阚，他的饭量惊人，一餐能吃下三斗米或面。如果用今天的度量衡来计算，那简直是匪夷所思。如果指的是米，那要吃掉近二十斤；如果是面，也要近十八斤。即便在那个时代一日三餐较为普遍，阚的饭量也是诸葛亮的几十倍之多。但这究竟是否真实，是否有所夸大，仍引人深思。
与此《宋书》为我们揭示了当时军队和高级行政干部的饭量标准。一支二万人的部队，每年需要消耗四十八万斛的米。平均下来，每个士兵每天需要摄入六到七升的米。对于军队来说，每天七升口粮似乎是一个较低的标准。而对于高级行政干部来说，同样如此。而在南朝梁后期，镇北将军江革被北魏俘虏后，每天仅靠三升脱壳小米维持生命。这也从侧面验证了司马懿的断言有其依据。
我们不禁思考，那个时期的人们饭量是否真的比我们现代人要大？或许吴承洛的《度量衡史》存在误差？或者那个时代的人们真的有着不同于今天的饮食习惯和生理需求？这些问题留待历史专家去解答。但可以肯定的是，每天六到七升粮食应该是当时成年男子正常饭量的下限。低于这个标准，人们可能会感到饥饿；而每天三升则是他们维持生命的最低标准。历史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生活真相，仍值得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