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正史往往倾向于忽略兵器的存在。这种忽视并不表示正史认为兵器不重要，反而是秉持着一种更为全面的战略观，即“兵戈是战役的要害要素，但不是决断的要素”。这与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所持有的观点是一致的。在中国著名的历史著作《二十四史》中，鲜有专门关于军事技术的记录。正史中的战役更多地被描述为一种智慧的较量，而非简单的武器对抗。正如一句流传甚广的诗句所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种策略性的胜利往往与具体的兵器无关。太史公在撰写《史记》时，也未能免俗。在描述战役时，他更多地关注于战役的策略和指挥，而非武器的使用。例如，在描述刘邦与项羽的垓下之战时，他详细描述了双方的和战斗过程，却未提及汉军使用的是什么武器来战胜楚军。中国的兵器在战术书籍中也非常罕见。《孙子兵法》中并没有专门的章节来讲述兵器的使用。戚继光也曾说过：“孙武之法，大纲精微莫加矣。第于发端仔细节目，则无一及焉”。这意味着孙子虽然强调战争的智慧和策略，但并没有深入到具体的兵器使用上。与此相反的是，古典演义中的兵器则大放异彩。尽管中国有“十八般兵器（艺）”的说法，但在实际战争中使用的兵器并不像演义中那样五花八门。古典演义中的兵器往往更加偏向于民间武器或者特色武器，而非大规模使用的兵器。在真正的古代战场上，兵器通常存在“制式装备”的概念。部队使用的必须是相对普遍的兵器装备，且能随时更新改进。否则在实际战斗中，无法进行有效的训练和战斗。武侠演义中的兵器更是充满了奇幻色彩。这些演义中的兵器往往与现实中的战争需求脱节，更像是科幻的产物。例如古龙名著《七种武器》中的某些兵器，以及武侠演义中的顶级大侠常常使用的剑。这些奇幻的兵器在实际战争中可能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国正史和古典演义对于兵器的态度反映了不同时期和文化背景下对于战争的不同理解。正史更注重战争的智慧和策略，而古典演义和武侠演义则更多地展现了兵器的多样性和奇幻色彩。剑，作为一种实在而又独特的武器，在古代的战争中，却更多地被用作仪式性的象征而非实战之用。在真实的战场上，其普及程度远不及刀。剑，更多的是被将帅们用来撑场面，显示威严。原因无他，皆因武侠世界中的侠客们面对的主要是无铠甲的武林高手。面对毫无防御装备的敌人，锋利而敏捷的剑能发挥最大的威力，“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在战场上，士兵们都身穿铠甲，这大大削弱了剑的实战威力。
剑在实战中的主导地位并非完全缺失。据说在吴越争霸的时期，剑的优劣曾是战役胜负的关键要素之一。莫邪剑的传说便源于此。吴越地区水网纵横、山势崎岖的自然条件使得步兵的近身格斗成为主要的战斗方式，而剑则成为了战斗的首选武器。
再来说说棍，这也是古典文学和武侠小说中备受瞩目的武器。从武松的哨棒到少林寺的棍僧，棍的神秘之处在于，这种更像表演道具的武器曾经被用于实战之中。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所著的《剑经》虽然书名中有“剑”，但实际上讲述的是棍法。俞大猷曾拜访少林寺，并将少林棍法引入军中。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少林棍法从木棍进化为铁棍后，在与日本刀的实战对抗中展现出极大的优势，成为俞军的一大王牌。据少林寺的记录，数百名僧兵曾以极小的代价歼灭了数量上占据明显优势的倭寇千余人。
我常常思考，是否是因为古代历史记录中对武器的极端轻视，才导致了古典和武侠小说中神兵利器的辉煌文化的产生。这就像是宋明理学盛行的时代，却是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等作品最为盛行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或许更多地关注于文学、哲学和人性探索，而对武器的重视则相对较低。正是这种轻视，使得武侠文学中的武器文化得以蓬勃发展，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精神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