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84年新春之际，李适皇帝面临的困境可谓空前。他在自省之际，深感天谴人怨，罪责难逃。就在两个月前，本为平叛的泾原军因不满待遇而哗变，冲进长安城，迫使德宗皇帝仓皇出逃。在这种背景下，李适痛定思痛，颁布了罪己大赦诏，承认自己的失误并赦免了反叛的将领。
自这次事件后，唐朝皇帝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回顾这场哗变的背后，其成功的关键在于适当时机的掌握。泾原军在冲入长安时，一边争夺财宝，一边高喊保护商户和免除间架除陌的口号，安抚民众并表示自己的合法性。
这背后反映出的是唐德宗实行的新政策引发的社会动荡。唐德宗李适本有机会成为一代英主，中兴大唐。他在即位之初推行的两税法改革后实行的借商政策引发了商人罢市。此后为了弥补财政短缺又实行房产税与交易印花税的新税种间架税与除陌法，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驻扎在长安城外的泾原军因得不到赏赐而哗变。这不仅仅是军队的哗变，更是百姓对于高额赋税的不满和反抗。他们要求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权利，反对的高额征税行为。这种反抗情绪在全社会蔓延开来，最终导致了泾原军的哗变。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个人权利与财产保护的重大抗争事件之一。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的税收政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意义重大深远。这场哗变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的尖锐性对国家和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适皇帝及其在面对财政危机和社会动荡时未能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加剧了局势的恶化最终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后果。这也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的教训和反思的机会。在历史的进程中如何平衡国家财政与百姓利益如何处理好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仍需不断思考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频繁，但直接导致王朝覆灭的税负事件却不多。除了朝代末期制度失控外，帝国对土地的管控和税赋征收也极为小心谨慎。德宗朝发生的几起事件，具有标志性意义，可以说是中国人首次为保护个人权利与财产进行的抗争。
在中国，商人一直被视为贱民。皇帝们认为商人富可敌国，而且行踪不定，难以控制。借商等事件成为皇帝们打压商人的借口，既能解决朝廷资金的短缺，又能压制商人们对自由、创新和契约精神的追求。这种思路的延续，体现了皇帝对商人的不信任和对个人权利的漠视。
与此不同，在欧洲，正是商人们逐步赎买了君主的特权，推动了欧洲现代化的第一次转型。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逐渐融入欧洲人的血脉中，对个人权利与财产的尊重也随之而来。商人们的努力和拼搏，为欧洲社会带来了繁荣和进步。
在中国的历史上，皇帝的权威往往使一己之私成为国家的利益，朝代的更替更使皇帝们对任何人都有可能对他们的统治发起挑战感到恐惧。他们更倾向于采取最保守、最残酷的方式来统治，对民众富裕、民主和享有的权利进行限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本有的创造力被一点点扼杀。
德宗朝时期，保卫个人权利与财产的火花虽然短暂闪耀，却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样的火花在两千余年的帝国史中极为罕见，直到八百多年后才再度闪现。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人对于个人权利与财产的追求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困境。这种对比鲜明的历史背景，更加凸显了德宗朝事件的标志性意义，也让我们对于未来的中国充满了期待。
